2019年，为了普及“一带一路”基础知识，黄仁伟在担任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繁忙工作之余，编写了 一套中学教材，分小学版、初中版和高中版，5万套直接发到上海各大学校。如今，他迫切感到变化太快，亟需出更新版，“这次要加企业版”。

“一带一路”2023年已进入第二个金色十年，作为国内覆盖学科最全的“一带一路”研究机构，成立八年的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的学科交叉性也渐显优势。日前，在“‘一带一路’的历史、现状、未来”研讨会的下半场中，又有13位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他们显示出更广的辐射度，既有张贵洪、章节根、马斌、祁怀高等人的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也有沈国麟的经济话题媒体呈现，荆鸣的国际合作中港口经营法律研究，陈英耀的南南合作公共教育卫生联盟成立，还有张晓虹的作为声音景观的对西北“花儿”的探讨，给人以一步一景的丰富感。

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范丽珠、张楚楚、朱杰进、张励

 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国际关系晴雨表，如何做到雪中送炭？

从2017年起，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社会人口研究所所长范丽珠团队的工作经常是“在义乌或去义乌的路上”，在那里是一扇扇通向世界各地的商贸窗口与国际关系晴雨表，能真切感受到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我深切感受到我们的研究有点跟不上义乌的变化，商品品种越来越丰富、展现形式越来越多样，交易模式、物流探索都非常值得关注。” 2024年义乌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义乌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已占据62%，进出口数据最高的前四位分别是非洲、拉丁美洲、美国和东盟。

“对很多国家来说，义乌的商品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2023年，义乌新开的181家外资公司里，前四位是也门、伊拉克、苏丹、埃塞俄比亚。范丽珠提醒，即便是战乱国家，他们建构起来的贸易体系也是四通八达，“不少是中国人所无法触及。”范丽珠团队交了不少外商朋友。比如阿富汗商会会长，他家就有不少亲戚在欧洲；而许多常驻在义乌的阿拉伯商人就自带着商业细胞，如同当年中国的宋瓷也是通过阿拉伯商人延伸到世界各地一样。

义务国际商贸城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商人络绎不绝  新华社

他们对商业的敏锐也带着对时局的研判。范丽珠分享了一个早年的案例。2017年，伊拉克第二大城市美苏尔被解放的第二天，义乌商品就占据了整个城市，因为在义乌的伊拉克商人早就判断了战争的时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迟早会走向末路。

“这里呈现出全球化的百姓底色。”义乌通向世界各地的毛细血管通道经常有惊喜。范丽珠在《3.0全球化与新质生产力相遇——义乌小商品的全球普惠性》主题里分享了最新案例。“新质生产力这样的词，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就能落地为全球普惠化。”义乌在2023年开设了“新能源市场”，在非洲、中亚及中东某些欠发达国家，电力供应都得不到保障，但是，义乌的小商品通过USD插口和太阳产生的光伏能储存的结合，成功做到了绕开传统电力供应，享有电冰箱、电风扇等电器。

 避免退群乱象，国际组织可否资金和专家来源多样化？

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美国1983年和2017年都提出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者应对有何不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杰进以案例为切入点，寻找应对路径。

“国际组织的生存策略取决于两大核心因素，”朱杰进总结道，“一是核心资源的集中度，二是其他大国的立场。”1983年，里根政府曾一度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彼时的教科文组织高度依赖美国的资源——25%的会费和40%的专家来自美国，因此该组织选择接受美国的批评并承诺进行改革。然而到了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教科文组织时，情况却大不相同。美国长期拖欠会费，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网络不再集中于北美而是来自各大洲，加之中国、英国、法国的表态支持，教科文组织因而不再妥协而是强硬回击——博科娃和阿祖莱两任总干事都对美国的“退群”表达不满。

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30周年，中国创办的亚投行、金砖银行也将迎来10周年生日。朱杰进分析，面对反全球化、单边主义和“退群”潮，国际组织提升其核心资源的多样化，支持多边主义的国家之间协调立场、联合发声，将是国际组织继续发挥全球治理效能的关键。

 中东成为全球基建热点，经济走廊重叠可否变为机遇？

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中之重，由中国主导催生出了中欧班列、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但在被称为“三大洲十字路口”的中东地区，出现了数条经济走廊重叠交错的景象。美国、欧盟、印度、俄罗斯及中东本土国家相继推出自己的构想，都意图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分得一杯羹。这一现象，引起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的关注，她指出：走廊重叠固然可能带来资源的浪费，计划背后的大国竞争甚至会阻碍基建的实际落地，但走廊之间也蕴藏着协同对接、资源整合的机遇。

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协同发展是典型的正面案例。“中间走廊”与“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路径上高度重合，双方通过频繁的政府间对话建立了常态化的对接机制，相似的路线规划反而使得双方在各个技术环节上都能实现互补，节约了走廊的建设成本。相较之下，美国主导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其方案则有意地绕开“一带一路”，与“一带一路”形成竞争。不过张楚楚也指出，IMEC计划正受阻于技术瓶颈和资金短缺而前途未卜。

 一河贯通六国，心联通的澜湄区域研究为何屡有创新？

澜沧江—湄公河，这条流经六国的“东方多瑙河”，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之一。作为设在复旦的澜湄青年教育中心研究成员，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张励对“澜湄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意义颇有体会：近十年来，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中国和其他澜湄地区国家的贸易呈现了罕见的逆势增长——贸易额突破4370亿美元，比澜湄合作机制启动之前增长了125%。中老铁路的建成标志着澜湄区域“硬联通”的成就，那么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实现的双多边命运共同体全覆盖，则反映了澜湄六国共享合作理念的“心联通”格局。

“澜湄区域国别研究”的区域构成并非是六国的简单相加，而是重点关注流经的具体地区及相关延伸区域——一条河贯穿整个区域全部国家的现象，衍生出围绕水治理的诸多议题，“这在全球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

回溯“澜湄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流变，2016年澜湄合作机制的启动推动该领域研究走向蓬勃发展。合作的拓展催生出研究的需求，多学科、多方法的融合，帮助“澜湄区域国别研究”从国内走向国际。从中国西藏4500余米的澜沧江汇聚地，到老挝万象的湄公河委员会，再到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一次次亲身考察经历让张励觉得，“澜湄区域国别研究”的未来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可以从同饮一江水到共享一片天。”张励期待着澜湄合作2.0时代，研究能深入澜湄合作机制的提质、水资源的治理、经济合作的升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等多种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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